Gone with the Wind

        《动物保护法(专家建议稿)》正式对外公布，并向国内外公开征求意见已整整一个月。

        这一个月，对于这个法案的首席起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常纪文来说，实在可以用“紧张、忙碌而又漫长”来形容。因为，就在草案对外公布后，这位在学生眼中一贯“温和、儒雅、谦逊”的学者瞬间被抛向舆论的风口浪尖。尽管，该草案起草团队至今接收到的绝大部分反馈是积极或者赞扬的，但仍然不乏恶言相向者。面对人们对于该建议稿是否“太超前”、“有些小题大做”、“欠缺可行性”等质疑，常教授一遍一遍地解释、澄清。

        对此，不少动物保护领域资深人士坦言，要是在20年前，可能没有人会想到，中国也会制定《动物保护法》。但此次专家建议稿的出台，多少意味着一个开始。它可能只是一颗轻盈的石子，坠入湖中，点起涟漪圈圈。但它一定会鼓励更多人去思考该如何善待动物，从而引领整个社会慢慢进步。

        这不，近来，就有一只经常在北京大学教室里“蹭课”的猫迅速走红网络。网友纷纷把有关它的图片贴到网上，并把此猫誉为北大“学术校猫”。据介绍，这只断尾的流浪猫早在2004年就“入读”北大，经常待在教学楼里与同学们一起学习生活，最喜听哲学类和艺术类的课。更有北大学子报料，此猫曾在老师讲到梭罗的超验主义自然观时，还微微地摇了摇头。笔者相信，该趣闻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关注，决非网友们都太过寂寞。而是，大家的确打心里觉得此猫有趣，于是乎也开始对北大校园之和谐可爱心生敬意。“关注”也是一粒种子，它极可能结出一种叫做“关爱”的果实。

        从某种程度来说，人类是幸运的。随着科技的进展，信息的革命，世界正越来越平，越来越多的物质乃至精神文明成果为全人类所共享。但是，当人类探索涉猎的地理空间愈发广袤无边，为了成全自己的衣食住行，人类对自身以外的自然界攻城掠寨。也许，我们一直忽视了，甚至漠视了，我们脚下的这个星球，并不只为我们人类所独有。我们一直说，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但每当这些可爱的朋友们因我们而受到惊扰，不得不改变其世代沿袭的生活轨迹，可容身之处越来越有限时，我们对他们做了什么？我们为他们做过什么？

        而他们，有的曾经在农田辛勤耕作，有的陪伴我们度过多少个由寂寞而生动的时刻，有的给我们的家庭生活带来不可替代的欢笑，有的则变作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的化身，在童话、寓言、舞台剧等种种文艺创作载体中，成全人类的智识传承、审美愉悦。如果你的心里缺少对爱的感知、体悟，他们填上、补上。

        当然，要使人类的关怀视野从人的权益延伸到对动物的生命和健康的考虑，不可能一蹴而就。且不说，近年来，包括硫酸泼熊、虐待或随意抛弃伴侣动物、猎杀盗卖野生动物等时有发生。面对搭建动物保护的法律制度框架这件事，我们需要去做的事也才刚刚开始。但我们不妨把观念传播交给学者、有志之士和媒体，把推进立法、制度建设交给法学家、动物保护人士。我们这些平凡的普通大众，则不妨从重新认识“人类在自然界中究竟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开始，反思人类活动的分寸、边界与限度。顺便反省一下自己，是否真的懂得该如何与动物和谐相处。

        显然，作为同属一个星球、共存于一个生态系统的生灵，我们不能仅仅把动物当作“工具”、“资源”或“附属品”。更何况，只因他们的存在，我们才能在自我之外建立起一个关于“外部世界”的概念；只因他们的存在，我们才可能从孩提时代就开始摸索如何与自然共处，如何从自身以外的生灵获得真善美的启发、习得更丰富的生存智慧。

        有首名为《快乐天堂》的歌曲曾经这样唱道：“大象长长的鼻子正昂扬/全世界都举起了希望/孔雀旋转着碧丽辉煌/没有人能够永远沮丧/河马张开口吞掉了水草/烦恼都装进它的大肚量/老鹰带领着我们飞翔/更高更远更需要梦想/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跟人间一样的忙碌扰攘/有哭有笑当然也会有悲伤/我们拥有同样的阳光。”

        这首歌描绘了一个孩子们与动物们共享的快乐天堂，它的创作与风靡则得益于一个轰动而有趣的事件：1986年，台北动物园由于发展所需而不得不搬迁，动物搬家可是非比寻常，不仅动用了几千人力，还引得数十万台北市民在搬家的沿途列队观看……

        相信在每一个大朋友或小朋友的心底，都会保留着些许儿时与动物朋友一起欢笑的记忆。它们曾经是爱的种子，现在或可化为一种提醒：让我们力所能及地为动物、为动物保护做些什么吧。不管我们现在是贫穷还是富有，我们都应人道地对待动物。这也是人类良知应有的一种延伸。

    （第一次给自己的版面写了篇“观察”，写完都觉得有点不忍卒读。反正想表达的都表达了，贴在这里以示纪念吧。）

“杜拉拉”：时势造英雄

主持人：转眼间，“杜拉拉”几乎红遍整个时尚文艺圈：继长期雄踞国内各大图书销售榜前十位之后，职场红人杜拉拉的故事———《杜拉拉升职记》先是被搬上话剧舞台，最近又将被拍成同名电影和30集电视剧。“杜拉拉”为什么会那么红？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杜拉拉”的“火”恰恰印证了一句朴素的真理———时势造英雄。假设在今天这个时代，没有如此庞大的白领群体，这些天天身处在现代职场中的年轻人，既没有遭遇到种种纵横交错的职场竞争、生活压力、人生困惑，也没有撞上百年一遇的金融风暴，就很难有“杜拉拉”今天的“火”。

　　为何现在不少年轻人时常抱怨，自己已经很难与父辈交流职场上的酸甜苦辣？实在是因为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太多深刻的变化。市场经济在带来前所未有的职业发展机遇的同时，不仅拉大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财富差距，加重了年轻人的生存负担和竞争压力，也孵化出一个日益复杂的职场环境。要想在这个职场人生中脱颖而出且活得精彩，光有一技之长不够，还得懂得做人，懂得交往、沟通、协调、合作，懂得拿捏职业化与个性化之间的巧妙平衡。说得通俗点，就是既要有好的智商，又得有好的情商和职商。而包括沟通、社交在内的很多职场技能，恰恰又是中国年轻人最不擅长的那块短板。以上多重因素层层叠加，形成了以“杜拉拉”为代表的这批职场小说在当下大受欢迎的社会土壤。

　　主持人：不过，我们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便都是“杜拉拉”的“粉丝”，好像也不是所有人都是冲着“职场指南”来的。其中，有不少早已是职场中的“资深人士”。

　　张颐武：的确，对于一些成熟的白领而言，他们已经不再需要那些“入门级”的职场技巧了，他们为何还会来读和看“杜拉拉”呢？我想，这个现象的存在也提醒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杜拉拉”对于如今的白领而言，除了“行动指南”之外，究竟还意味着什么？

　　我的答案是，“杜拉拉”成功扮演了一面“镜子”的角色。通过这面镜子，职场新鲜人看到了自己身上的不足，找到了下一步可以努力学习、改进的方向。而对于那些资深人士、中层骨干，杜拉拉的经历让他们感同身受。借由杜拉拉的故事，他们不由追忆起自己过往的青涩时光，联想到自己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磕磕绊绊。

　　同杜拉拉一样，职场上的大多数人既不是比尔·盖茨、谢尔盖·布林般的天才人物，也不是李彦宏、马云般的风云豪杰，更不大可能复制出俞敏洪、潘石屹曾拥有过的激情与机遇，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特殊背景，受过良好教育，靠个人奋斗取得成功”，都是普普通通的人。他们每天的工作由琐碎而不断重复的细节构成，维持着种种严谨而又寓意微妙的职场礼仪，小心翼翼避免着可能爆发的冲突或误会，可能曾经干了很多活却未必受到上司待见，没准还有个本事不大却脾气不小的下属……而“杜拉拉”，恰恰以一个普通人的成功故事，拨动了更多普通人期盼财富和自由的共鸣心弦。她的很多解决方案未必能马上拿来用，也许只是众多方案中的一种，却能让很多人感到“吾道不孤”，原来自己曾有过的一些困惑同样存在于其他人身上。

　　主持人：如此一来，“杜拉拉”中的一些场景还化作了白领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张颐武：正是如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今的白领大都“痛并孤独着”。能同一些有共同语言、相似经历的同道共振，寻得一种身份乃至心理上的认同，成为一种普遍诉求。也许，他们未必完全认同“杜拉拉”的观点，但他们面临着同病相怜般的愁苦，有着相似的关切。“杜拉拉”超越小说文本本身，对白领们的生活产生了一些超越职场规则的现实意义，成为了一个生动的“话题制造者”。这也是《杜拉拉升职记》有别于以往那些以描绘波诡云谲的商场故事为主要卖点的职场小说的独特之处。

　　当然，“杜拉拉”只是众多职场小说中的一种叙事结构。相信随着白领这个社会新兴阶层的日渐成熟、壮大，他们也会慢慢积淀出属于自己的职场文化，结出更丰富多彩的文化果实。这在全世界已是一种普遍规律：凡是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地方，都会逐渐形成一种属于白领阶层的职场文化。这种文化既是一种因认同而生的成果，又是一种发自人们内心的诉求。在欧美，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就诞生了大量出色的职场小说。

　　主持人：面对“杜拉拉热”，有业界人士、热心读者不无担心：过度炒作、跟风或简单模仿、复制，会成为职场小说成长道路上的潜在危机。您认为呢？

　　张颐武：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值得警醒。不过，无论如何，我觉得职场小说必然会成为一个相当稳定的文学类型、当代通俗文学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文学作品一定是为市场应运而生的。

　　此前热播过的《金枝玉孽》是清宫剧、《潜伏》是典型的谍战剧、《士兵突击》是军旅题材，但很多白领还是不约而同地从里面看到了职场的投影，因此大呼过瘾。而在北京、上海等地近两年来颇为红火的小剧场热中，职场题材的本子占到了绝大多数。这说明，对于与职场有关的文艺创作，大家有着巨大的需求。即使题材不同，白领们关于职场本身的种种细微体察也是息息相通的。当然，职场小说究竟能走多远，还将取决于创作者的用心究竟能有多深，对于职场、各行业的观察和思考有多深。作为一种文艺创作形式，只有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才有生命力。

　　大家也许还记得《大饭店》，一部曾于上世纪80年代在国内风靡一时的电视剧。它的作者就是素有欧美“职场小说之王”美誉的加拿大作家阿瑟·黑利。黑利的笔触横跨空港经营、酒店管理、媒体运作、金融等多个行业，其作品因高度的真实性以及对职场中人内心世界的深度关切与体察而深得人心。黑利的成功之道对国内的创作者而言不无启发。

    哎，我竟然又写了一篇关于“退休”的话题。

    我也不得不承认，在那片“真想早点退休”的嚷嚷中，曾经一定也有过我的声音。

    其实，现在被我们叨叨的所谓“退休”早不是以前那回事了。我觉得，它代表着一种可以自主安排人生、来去自由的状态。当然，暂时，它更多的只是一个念想罢了。但无论如何，在这个时代还能坚持梦想，不愿轻易放弃，需要勇气和实力。

    大家的想法如何呢？

    这里，我还是蛮同意杜拉拉同学的观点的，“要想早日实现退休理想——你需要眼光和资格”。

    另，谢谢缵琪兄送我《闲暇，文化的基础》。如果没有这本书的启发，也许我也未必有底气写作这次的话题。

    “新退休主义”，不只是随性的空想

    主持人：近来，时常可以听到这样一种声音：真想早点退休。发出这种声音的，不仅有步入职场几十年的“老人”，还有刚工作两三年的“新人”。而一些正值壮年、事业有成的年轻人，更是将此付诸行动。对于这种现象，有人认为是日益沉重的生存压力使然，有观点则将此解读为“一种现代社会下工作观日趋成熟的表现”。您怎么看？

　　顾晓鸣（复旦大学教授）：其实，早在上世纪末我就关注到了这个现象，并曾预言，在21世纪，人类工作与休闲的界限将逐步消弭。但今天这样一种日渐在人群中发酵开来的希望“早日退休”的想法，与其说是大家对工作本身的意义有了更深的认知，不如说，是急剧变化中的当今社会让人们的生死意识愈发强烈。退休问题的本质，正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死，看待自己生命的意义。

　　当人们开始追问自身存在的终极意义时，不仅会超越纸醉金迷和争名夺利的庸常生活，叩问人类生死的秘密，也会给予自身纤弱的躯体、给予自己内心最真切的向往以更多的关照和爱护。

　　当然，若要进一步深入展开今天这场讨论，我们首先必须厘清一个概念。那就是，所谓“退休”，其实并非从来就有。它只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后才设计出来的一种制度安排。

　　一个人从出生到何时可以入学受教育，何时可以参加工作、成家立业，再到何时可以光荣退休，表面上看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生命周期，其实是一个人为的社会周期。是我们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及其分配和代际保障体制等，决定了这样一个“社会周期”的合理性，也就进而决定了诸如退休年龄这样的制度设计的必要性和法定性。

　　主持人：“新退休主义”在人群中如此广泛地蔓延开来，应该说，还是最近的事。这背后的“动力”究竟是什么？

　　顾晓鸣：21世纪以来，人类的生命状况已经发生根本改变，而且这些变化随处可见。首先，人们不再把所谓退休和劳动截然对立起来，人类在处理自身劳动与休闲之间的平衡时变得更自觉、更自信。

　　其次，假日的增多、法定休假制度的日趋完善，都大大深化了国民对“自由支配时间”的觉悟和主体性。

　　再则，由于人类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如今60岁以上的人依然可以葆有相当年轻化的心态；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在网上海量的资讯面前，“年龄是平的”，人人可以实现终身学习；由于职业的分化，每个个体可选择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人际交往模式都跟着复杂、多元起来……以上种种情况，不仅赋予了现代人更多重组自身生命周期的权利和可能，也成为人们变革传统退休思路的根本动力。

　　试想，假如在互联网的条件下，大家都可以实现电子化办公，可以在网上开店、学习、互动，上班与非上班之间的界限不就自然而然地被打破了？

　　主持人：这是否也意味着，无论对于今天的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年龄不再是可否“退休”的必要条件？

　　顾晓鸣：对。人们应当突破约定俗成的“退休”概念，把生活的重心更多放在追求一种更绿色、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上。从本质上来讲，就是“道法自然”———自然睡，自然醒，自然生，自然死，自然工作，自然休闲。

　　这当然还是一种理想，但绝不是我个人在异想天开。现已有不少的企业崇尚一种健康平衡的企业文化，允许员工选择弹性工作制。有些地区已经尝试着让中小学生推迟到上午9点上课，让孩子们尽可能睡到自然醒。如今城市里的小胖墩为何越来越多？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原本正常的生命周期被打乱了。我们还应该创造条件，让社会上更多的人，通过科学的作息安排，拥有更多的睡眠时间、更高的休息质量。这样才可能使国民有更充沛的精力，来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也极大提升国家的整体生产力。

　　须知，我们这里所说的闲暇，绝对不是偷懒、无所事事，而是劳动的另一种状态———通过劳作与闲暇的结合，改变被动、“不得已”的劳动状况，全面提升自己的人生、家庭生活和社会参与度。

　　主持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退休也可以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劳动？

　　顾晓鸣：没错。在我们身边，有些年轻人义无反顾地放弃原来的“铁饭碗”，去做一些独立的创意策划工作，或者做志愿者，或者游学一圈再回来工作，这何尝不是一种积极的“非正式就业”呢？对于年轻人的这些选择，我们不仅应该理解支持，还要给予赞赏与激励，并设计新型的制度配合之。

　　要知道，在社会保障仍需与固定的工作身份、工作年限紧密挂钩的当下，他们能够作出如此坚决的选择，需要多大的勇气！而我们这个社会，正需要有这样一批人，在短短的人生中追求自己的理想目标，然后成为自己所热爱的这个领域里的专家。

　　再进一步来说，在这样一个信息社会，一个属于知识经济、体验经济、服务经济的时代，几乎所有的企业形态、职业形态、工作形态、薪资社保偿付方式，都每时每刻酝酿着、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而今，我们没变，年轻人先变了，我们就更应非常谦虚、严肃、科学地来看“退休”这个问题。

现代考古，如何跨越与公众之间的鸿沟

　　主持人：这几天，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中面积最大的1号坑迎来第三次发掘，受到极大关注。然而，从六安大型汉墓开掘到“南海一号”整体打捞，纵观近年来的多次考古行动，最终并未给公众带来多大惊喜。您觉得，是不是大家对考古寄予了过高的期望？

　　陈淳（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博导）：如今人们所感受到的一种失望或者遗憾，多多少少是一个非常复杂且由来已久的互动结果。这一问题不但在中国，而且在英美等国也同样存在。

　　一方面，长期以来，考古学都不是一门注重与公众交流的学科。沟通得少，自然就容易被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当下普通民众之所以仍对现代考古抱有一种猎奇甚至挖宝式的心态，多少与这门学科本身“深锁闺中”不为大家所知有关。

　　另一方面，现场直播可以说是所有传播现代考古成果的手段中最不理想的一种。一来，事实上，现场勘探与发掘，只是考古学家缓慢而细致地收集资料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后期还有大量分析求证工作需要做。如果指望发掘者在直播现场时，就能为大家献上一份惊喜或给出一个比较确凿的论断，不仅有些强其所难，也有悖于这门学科本应坚守的科学精神和研究程序。二则，电视直播为了达到一定的视觉审美效果，其在播出时间、拍摄角度选择、画面切换等方面都有较高要求，而这恰恰很难与考古现场作业本身的环境、工作流程较好地结合起来。更何况，观众们所期望的重大发现大都是千载难逢、可遇而不可求的。以上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观众们自然会因为无所收获而感到失望。

　　主持人：看来，在公众与考古之间，还有一条认知上的鸿沟需要跨越。

　　陈淳：的确如此。这也是值得当今每一位考古学从业者思考的课题。毕竟，了解自身历史，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也是人类文明得以传承至今、日趋完善的关键所在。考古学家有责任去推动这一进程。

　　考古学家要做的，不仅是要当好一名“历史的侦探”，在考古现场搜集任何有价值的信息，以试图复原当时的现场和“犯罪过程”，然后拿到“法庭”上去指正；更有义务在完成自己的专业学术报告之余，以一种能为公众所喜闻乐见的方式，将考古发现所得的知识和意义传播给世人。

　　现代考古发现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罗列出一张日趋完整的人类文化遗产清单，还在于“为未来保存过去”———通过对那些人类生活遗迹的解读，提炼出有益于现代人乃至后世子孙的历史经验和生活智慧。

　　当今世界正经历着飞速的变化。由于经济发展诉求、城市化等种种原因，地面上下这些珍贵的历史记录正时刻面临着被损毁的威胁。而公众的参与与支持将是我们保存、发现、了解历史的希望所在。正是在此背景下，公共考古学应运而生，并日益引起学界的重视。

　　主持人：毕竟，公众的自觉参与和热情支持，还是要建立在他们对考古资源保护和考古工作意义的充分了解之上的。对于如何促进考古与公众之间的互动，您有何建议？

　　陈淳：近年来，随着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探索·发现》栏目和各地方电视台类似节目的陆续播出，以及类似美国国家地理频道、Discovery探索频道等知名科普媒体日益为国内观众所知晓，从某种程度上，我国公众对于考古知识的态度正在由过去的“被动接受”向如今的“主动关注”转变。当然，如何处理好考古与现代媒体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在我看来，考古工作者能否更好地与公众分享考古信息、引领公众的参与，将是另外两个同样不容忽视的问题。

　　具体来说，考古学者不仅要思考如何在正式的课堂教育中进行考古知识的传递，还应注重在更广泛的非课堂环境和载体中，将与考古有关的知识和理念介绍给公众。而且，活动形式应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器物展示，更注重解读器物文明背后的故事和社会文化密码，从一种“观众的视角”而不仅仅是“展品的视角”出发，帮助公众在考古发现与过往的历史记忆之间顺利对接。

　　主持人：据说，丹麦人可被称为世界上最具有文化遗迹保护意识的公众了。几乎每100个丹麦人中，就有一个会订阅考古期刊。他们有什么高明之处值得我们学习？

　　陈淳：这种美好的传统，当然和该国上下酷爱文物以及拥有比较悠久的民族主义传统有关。但不可忽视的是，从19世纪现代考古学诞生初期起，丹麦的考古学家就从未懈怠于向公众做考古知识的普及，这已成为丹麦考古学界的传统。统计表明，在1966年-1976年间丹麦出版的考古书籍中，有34%是普及性的读物。在这种持续而有力的推动下，丹麦国民人人深明保护文化遗产之大义，自然不足为奇。

　　从这一点上来说，走出象牙塔，了解公众、理解并服务于公众的需求，也同样应成为我国考古学界努力去做好的功课。也只有当考古知识在公众中达到了一定的普及程度，我们的媒体才不至于去简单地追求新闻传播的轰动效应。而我们的公众对于考古的认知和期待，也将不再仅仅停留在发现“失落的文明”、挖掘“价值连城的珍宝”、跟踪“外星人在地球上留下的痕迹”上。少受一些伪科学的误导，多一些保护本民族文化遗产的自觉。毕竟，考古发掘就好比在读一本书，读一页就撕掉一页。如果我们不懂珍惜或者没有读懂的话，就可能再也没有任何复读或查证的机会。

　　当然，民众的素质教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不但和民众的文化素质有关，也和他们的生活水平密切相关。虽然我们尝试去做的考古教育未必马上就能生效，但是它将影响深远。当我们经常在感叹严峻的文物劫掠现状时，还应清醒地认识到，高素质的公民才是文化遗产保护最根本的基石。